年轻工程师为何只能卖个“白菜价”？

提升大学工程教育的办学质量，眼下，由国家教育部联合其他部委实施的“卓越工程师计划”已经悄然启动。首批试点高校的课程改革方案陆续出炉。

无论是与这场高教改革利益相关的企业界人士，还是高校内的教师，对改革结果持乐观态度的不多。“教改只能改课程，改培养方案，但现在的大学里最需要改革但又最难改的，是学生的想法。”

就职于上海通用汽车公司，担任电子工程师三年有余，朱玉龙过着最普通的小白领生活，心里却蹿着一股理想主义的火苗：用博客上零零星星的文字“敲打”后辈师弟师妹们，让他们尽快脱离大学科研的“书生气”，努力成长为卓越的新生代中国工程师。

如今的大学里，读工程专业的学生很多，立志成为工程师的学生却十分有限，而能在踏入企业后迅速胜任工程师岗位的，更是少之又少。

考大学时赶上“扩招潮”，眼见着电子工程师的身价从入学时的本科起薪7000元一路暴跌至如今的两、三千……2007年，从上海交通大学硕士毕业的朱玉龙进入外企工作后，方才明白为何“初出茅庐”的电子工程师只能卖个“白菜价”：即便是大学里被鉴定为学业优秀的毕业生，到了企业都无法胜任一些基础性的工作。
无论是高校，还是企业，谁都不愿意成为培训新员工的“黄埔军校”。活跃在互联网电子设计领域的名博主朱玉龙看到了一个“卖点”：工作时必须要懂，但学校课堂又没教的，补上这一知识断层，刚入职场的“菜鸟级”工程师急需一份上岗功略。

8月中旬，朱玉龙的“汽车电子硬件设计”书稿终于完成并交付印刷出版。当初像写游戏攻略一样地写书，最后发现，成稿俨然像极了一本教科书，整整10个章节都在讲专业知识和操作实战技巧。但仔细翻翻，仍能发现作者的良苦用心：传授知识点不过瘾时，他会直接跳出来谈个人的一些工作感悟，甚至给职场新人一些过来人的告诫。“在工作和学习中，很多人遇到问题，会选择在第一时间去提问求助，也正因此，我们经常可以在网上看到很多不经过分析和思考的问题帖子。对于年轻的工程师来说，其实首先要做的是抛开自己思想上的牵绊，甩掉习惯性依赖别人的拐杖。”

作为职场中人，朱玉龙时常会从用人企业那里听到一些招录应届毕业生时的“笑话”：面试时只要求应聘者设计一个低功耗的电源模块，但能提供准确答案的学生凤毛麟角；一些学生读到电子工程系毕业，仍然分不清电解电容的正负极,认不出二极管、三极管实物，不知道调压器……

比“笑话”更让人震惊的，还有发生在同行身上的悲剧。不久前，电子设计界内就流传着这样一则消息：一位毕业于沪上名校微电子系的硕士赴南方某企业从事产品开发设计工作，但学习成绩一向优异的他，却在设计开发产品时屡犯低级错误而遭同事诟病，最终选择了轻生。

唏嘘之余，圈内掀起了一股反思热潮：除了个人性格因素外，不全面的大学工程教育是否为年轻工程师的职场失利埋下了隐患？当今大学的课堂，究竟能为学生征战职场提供多少有用的“炮弹”？

大班教学、实验课“放水”、毕业设计蒙混过关、与职场要求完全背离的思维训练……松散的大学工程教育，宛如一条失控的生产流水线，其结果是导致步入职场的年轻工程师成了一颗颗“待修理的小白菜”。

用人企业对工程人才求贤若渴，但从工科院校毕业的学生却难以符合企业实际的生产需求。一位业内人士分析说，2005年以后，随着毕业生人数的加剧，曾经大规模招收电子系学生的诸多外企，后来不得不在减招应届毕业生的同时调高行业门槛，一些职位只对获得研究生以上学历的应聘者开放。即便如此，有幸在大企业找到工程师职位的研究生，也往往被视为“待修理的小白菜”。

终于，当这些“小白菜”被作为一个个教育产品而被重新审查，追溯其“生产流程”时，浮现于大学院墙内的，竟是一条失控的工程师生产线！

仍以电子工程教育为例。由于近年来的持续扩招，一些大学的电子系直到硕士阶段，给学生上矩阵论等专业课，仍实行大班教学，上课人数动辄超过150人，作业都由助教来批改。课堂互动肯定少了，学生受训程度大打折扣。

比起课堂教学，实验课“放水”更是一种灾难。就读于沪上一“985高校”信息学院电子工程系的刘丽同学，这样回忆本科时的实验课：每周只进一次实验室上课，大家先是自己做，有困难就求助老师或者学长，再不行只能去抄一个报告，或者自己改一改实验数据，反正总能通过。

即便身在名校，刘丽仍然感到，对工科学生至关重要的实验课和毕业设计，很大程度上已停留于为拿学分而必走的一道“程序”。尤其是到了大四，很多同学纷纷踏上一条毕业“快速通道”：为了在最短时间内完成毕业设计，求职心切的同学疯抢学院里“好讲话且手里有项目”的老师。只有一些准备读研或者出国、在学术上有要求的学生，才会在毕业设计上花费一些时间和精力。但就算这部分学生中，挂靠导师项目搭“顺风车”的仍是多数，很少有学生会提出自主设计毕业作品的意向。

身在职场的朱玉龙认为，高校工程教育更致命的缺陷是，它对学生的训练与企业对工程师的要求背道而驰：在学校做科研，思维是发散式的，走一步看一步，结果怎样不太重要；而一旦进入企业，工程师的任务只有一个——千方百计解决问题。

在朱玉龙身边，很多同事都出身于国内的工科名校，曾参与过大学院系的大型科研项目。当研究生时，院系重点实验室的一个汽车研发项目，动辄有上百万的经费资助。只要在一个环节寻求突破，研究生就可以写论文，子课题就可以继续。也就是说，在学校做科研从来不需要考虑成本，不计较项目进展，更不会让自己时刻投入“战斗”状态。但到了企业，一些常规项目的研发投入往往只有二三十万，生产一辆汽车的成本可能必须控制在5万以内。换言之，企业的研发项目经常伴随着诸多制约条件，且研发时间分秒必争，在经费上锱铢必较。

由此可见，企业对工程师的要求和学生在学校里受到的训练有深层次的差异，而这也正是一些优秀大学毕业生到企业后出现严重“水土不服”的原因。

有舆论把矛盾指向讲台上的教师，认为是很多教师重科研、轻教学，最终“误人子弟”。但在高校承担大量基础专业课教学的一线教师却另有话说：学生受困职场，不过是迟来的教训。

乍看起来，大学的课堂和实验室似乎难以承载培养工程师的重任。但每天和学生们朝夕相处的老师，看到的则是另一副场景。

执教于复旦大学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年轻的冯老师每个学期都要给本科生开讲专业基础科。但连续几年，困扰他的不是繁重的教学任务，而是来自于学生的提问和要求：“老师，你讲的很多内容都落伍了，对我们今后求职有什么用？”“我今后不想当工程师，老师放我一马吧，不要在成绩上为难我”……为此，每个学期开讲新课，冯老师总要在课堂上抽出时间，为自己的课程寻找一个存在的合理依据。“有些看上去是落伍的知识，恰恰构成了这门学科的基础。落伍和没用，并不是一个概念。

”让冯老师最为感叹的，是很多在校学生的从众心理和功利意识：有的学生刚读大二就去企业找实习，明知道做的是没有任何技术含量的活；还有的学生看到身边同学都在考托福、考GRE，一下子就打乱了自己的学习计划，赶紧也报个英语培训班；更有一些工科学生为了迎合用人单位的招录癖好，不惜挤压进实验室的时间，投身各类社会活动，积攒“社会经历”……

冯老师观察到的一个现象，耐人寻味：在一些就业率高的工科专业，学生们在专业学习上反而肯下苦功，有一种淡定学习的意识，班级学风好了，老师们教学也更有激情；相反，在一些“求职心切”的院系和班级，学生越是忙于考证、为就业做准备，老师在上课时难以发现“求知的眼睛”，在专业教育上自然花的时间较少，由此进入了恶性循环。

在大学老师看来，学生在课业上的“自我放逐”，已经让课堂教学变成了对牛弹琴。不过，曾经担任过班长的刘丽，却更加同情那些大学四年始终处于“放逐”状态的同学。

“无论是国家还是学校，恨不得大学生人人都进实验室，每个都有创新成果。但实际呢？根本没有多少人想当科学家，也很少有人想一辈子当一个工程师。”

在刘丽的本科班级，多数同学求职时选择了转行，有的去了咨询公司、会计公司，还有的去IT企业从事销售和行政管理工作，对工程师职业并无多少留恋。

在一个国际化团队中，朱玉龙感觉到了中国工程师在职业进阶时的后劲不足。“客观来说，国内工程师相对国外的同等工程师，水平要低，效率也要低。欧美的工程师上班像上了发条一样，对工作非常有热情，除了敬业，更重要的是兴趣使然。而国内的大部分工程师兄弟，工作间隙能不做则不做，因为当工程师本不是他们的职业理想。”